12月7日，文学院邀请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余作胜教授莅临学院讲学。学院领导班子、师生代表60余人参加此次讲座。

余教授从《琴操》版本谈起，阐释了《琴操》的性质和意义。《琴操》作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乐书典籍，具有音乐性、文学性和文献性，因而处在文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地带，对《琴操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跨学科性。之后余教授从古典文献学视角切入，介绍了《琴操》在历史上存在过的7种版本，分别是顾修《读画斋丛书》本、王谟《汉魏遗书钞》本、孙星衍《平津馆丛书》本、阮元《宛委别藏》本、徐干《邵武徐氏丛书》本、黄奭《汉学堂丛书》本和杨宗稷《琴学丛书》本。这7种版本构成了两大系统——王谟的遗书抄本和其他六种集合成的平津馆本。

一直以来，学界的普遍看法是，平津馆本是最好的《琴操》本子，因为它不仅卷分上下，前有序，后有跋，而且经过清代学者孙星衍、黄奭等人对琴曲的精校精注，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。然而，余教授提出新的见解，认为王谟的遗书抄本更接近《琴操》的原貌，并从辑佚学角度作出论证。就平津馆本系统最早的“读画斋本”说，它未说明底本来源，出现大量误辑现象，所拟河间杂歌标题多有不当。如果说这些错误尚能视作一时疏忽，那么前序后跋的形式则显然是为恢复古书原貌而进行的人为加工，却又不清楚古书的序一般放在全书末尾而非开头。相较之下，王谟的遗书抄本则明确说明是辑佚本，每条佚文出处明晰，不做任何人为加工，具有更强的文献可靠性，理应视为更优的版本。

以《琴操》为个案的版本考据和辨析，余教授目的在于示例古典文献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，启发同学学习古典文献学不能停留于理论，更重要的是亲身实践，同时还要具有敢于怀疑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意识。

会后，唐丽博士对余教授的讲座进行点评，师生代表同余教授互动交流，发表了感想，认为音乐文学研究是一块广阔的天地，值得大胆探索和深入挖掘。陈绪平副院长总结，借胡适的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，说明一切假设都是以求证为基础，万不可胡乱臆测，要善于发现文献中的蛛丝马迹，并对其进行抽丝剥茧。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。